对话·迎接全国两会

　　“刑诉法是人权保障的试金石”

　　卞建林，江苏泰兴人，现任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会长，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院长、教授，是我国第一位诉讼法学博士。在长期的教学科研过程中，形成了有关我国刑事诉讼法治的系统学术观点，《刑事起诉制度的理论与实践》等著作多次获奖，先后参与了1996年和本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论证。

　　对话嘉宾 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会长

　　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院长 卞建林

　　“今年全国两会，我最关注刑事诉讼法的修改。”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会长、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院长卞建林教授说。刑事诉讼法的修改，是今年全国两会的一个重要看点。其修正案草案在2011年8月、12月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两次审议，即将提请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进行第三次审议。全国两会召开前夕，在北京西土城路的办公室里，卞建林教授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，纵论刑诉法的地位作用、修法背景和对第三次审议的期待。

　　自去年下半年以来，围绕刑诉法修正案草案的一审、二审和公开征求意见，本报连续推出了多篇报道。我们为什么如此关注这部法律的修改？它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，有什么关系？在卞教授的讲述中，可以找到答案。

　　——编者

 

　　记者：卞教授，应该说，公众对刑事诉讼法还是比较陌生的。很多人说，自己这辈子都不会干违法犯罪的事，所以刑法、刑诉法跟自己没什么关系。我们查了一下数据，全国法院每年审理的案件，刑事的只占到十分之一，占比很小。您怎么看刑诉法的地位和作用？它与普通老百姓的生活，到底有什么关系？

　　卞建林：尽管法院每年审理的刑事案件数量不多，感觉与老百姓生活关系不大，但不能因此而忽视刑诉法的重要性。因为，刑事诉讼法是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基本法、主干法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刑诉法的修改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两次审议，马上就要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。这部法律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，又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，也说明了它的重要性。

　　刑诉法不是单纯的程序法。有人把它称为“行动中的宪法”，甚至认为它是衡量一个国家人权保障的试金石。因为，刑事诉讼活动相对于犯罪活动，体现的是一个国家的法治水平和人权保障程度。与民诉法、行政诉讼法不同，刑事案件在审理前有侦查活动。而侦查活动是以国家强制力做后盾的一种活动。国家强制力的行使，在某种意义上，以限制甚至剥夺相对行为人的合法权益为代价，比如拘留、逮捕等强制措施，每一项都涉及公民的基本权益。如果行为不当或权力没有依法行使，就会造成严重后果，这就是为什么称之为“行动中的宪法”的原因所在。

　　因此，我们不能简单地从刑事案件数量少，或者自己没有犯罪、不跟法院打交道，就认为刑诉法与自己无关。虽然从法律的表征上来看，刑诉法赋予的是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的权利，但实际上是每个公民都享有的基本权利，如享有律师辩护的权利、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等，都是保障基本人权的具体体现。因此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刑诉法与老百姓是息息相关的。

 

　　记者：现行刑诉法是1979年制定、1996年修正的。十多年后再次修法，社会背景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？

　　卞建林：从1996年到现在，社会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这次修法的社会背景，我认为以下几点比较重要。

　　第一，1996年以来，我国两次修宪。“依法治国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”作为治国基本方略写进宪法，“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”也写入了宪法。这两次修宪，与刑诉法关系非常密切，对刑诉法的修改具有指导意义。刑诉法作为法律体系中的基本法，作为重要的部门法，必须贯彻落实宪法的规定，加大人权保障力度，加强对公权力行使的规范。

　　第二，近年来，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，强调以人为本，构建和谐社会。在司法领域提出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。宽严相济除了对刑事实体法有重要影响，我认为对诉讼程序制度的完善也有指导意义。我们看到，这次刑诉法修正案草案中规定的刑事和解制度、附条件不起诉制度、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等，都是宽严相济的具体体现。

　　第三，我们经历了几轮司法体制机制改革，在优化司法职权配置、规范司法行为等方面有不少探索，积累了好的经验。这些有益的经验需要及时总结上升到法律层面。

　　另外一个，这次修改刑诉法也是为了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。1996年修改刑诉法以后，紧接着，我国于1997年签署了《经济、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》，1998年签署了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》。这两个重要的国际公约，特别是后者，与刑事诉讼活动有直接关系。我们需要借鉴、参考国际公约的有关内容，来完善我国的刑诉法。

　　所以，这一次的刑诉法修改，要考虑这些新的社会背景、制度背景，来回应形势发展的需要，回应社会公众的期待。

 

　　记者：刑诉法修正案草案在去年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两次审议，即将提交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进行第三次审议。对这次审议，您有哪些期待？

　　卞建林：作为研究刑诉法的学者，我们对这次修改有很多期待。过了十多年才有这样一次修改，机会难得，应该把握住机会，尽力完善。最大的期待，就是在总则部分，应该明确立法的宗旨是为了“尊重和保障人权”。

　　为什么希望把这一点写进去？有两个理由。其一，就是刚才说的，宪法已经作了修改，“尊重和保障人权”已经写进了宪法。既然宪法是刑诉法的母法，刑诉法被称为“小宪法”、“行动中的宪法”，当然也应该改。

　　其二，现行刑诉法总则部分的缺陷，就在于只强调了惩罚犯罪。我们看，现行刑诉法第一条规定：“为了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，惩罚犯罪，保护人民，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，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秩序，根据宪法，制定本法。”第二条规定：“刑事诉讼法的任务，是保证准确、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，正确应用法律，惩罚犯罪分子，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，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，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，以维护社会主义法制，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、财产权利、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，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。”

　　这种写法，只突出了刑诉法的工具价值，即：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、惩罚犯罪。而按照现代诉讼理念，要更多地强调刑诉法的程序价值，也就是刑事诉讼活动本身要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进行，尊重和保障人权。这里的保障人权，要以保障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的权益为重点。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的情节再恶劣，也享有基本人权，在面对公权力的时候也是非常弱小的。

　　实际上，这些年来，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理念，在我国已经得到了普遍认可。将这一条作为立法宗旨确定下来，可以说是大势所趋。这样一来，在刑诉法所有具体的制度设计上，处处都要体现这个理念，都要体现对公权力的规制。可以说，这是我们最大的期待。

 

　　记者：那么，总则以外的其他具体制度规定，您还有什么建议？

　　卞建林：首先，具体的制度上，我认为要注意条文之间的衔接。拿“监视居住”来说，草案一审稿的说明讲得很清楚：“考虑到监视居住的实际执行情况，将监视居住定位于减少羁押的替代措施，并规定与取保候审不同的适用条件比较妥当。”对监视居住的这个定位，我非常赞同，现在大的趋势就是要减少羁押。

　　不过在具体条文里，我们发现修正案草案又规定：“对于符合取保候审条件，但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不能提出保证人，也不交纳保证金的，也可以监视居住。”那监视居住和取保候审的条件，到底是一样还是不一样？另外，草案还规定：“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期限应当折抵刑期。”折抵刑期，就意味着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还是相当于羁押，这就有问题了。

　　我们知道，近几年公安机关下了很大气力来改革看守所的管理体制。看守所作为法定羁押场所，对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的权益保障水平有了很大提升。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这些规定，会不会成为规避法定羁押场所的借口？监视居住既然是一种减少羁押的替代措施，那么所有具体制度的设计，都应该按照非羁押的思路去设计，不能背离这个宗旨。特别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，要强调这是一种非羁押的强制措施，而不是侦查手段，不能变味儿。

　　其次，我还比较关注辩护制度的完善。总的说，刑诉法修正案草案一审稿、二审稿对完善律师辩护制度作出了很多努力，一审稿明确了案件侦查阶段辩护人介入诉讼的权利；二审稿规定：辩护人涉嫌犯罪的，应当由办理辩护人所承办案件的侦查机关以外的侦查机关办理。这些都是进步。

　　不过，我期待在上大会时能有新的完善，比如进一步规定：“辩护人涉嫌犯罪的，待其承办案件诉讼终结以后，方能追究其责任。”因为，在实践中，我们看到，很多案件还没有结束，事实真相还不清楚，就停下来追究律师伪证罪的责任，这显然不合适。这样修改，就可以先停止其履行辩护职责，等原案终结后再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。